苦涩的伊甸园——大巴山艰辛知青岁月
编者语：一男一女两个知青，在大巴山上度过了十几载岁月。两位“犯禁者”经历了一段甜蜜的爱情，也为此受尽了艰辛，就像因偷吃禁果遭受上帝惩罚的亚当夏娃一样，走进了一个苦涩的伊甸园……
都说爱情是最甜蜜的事，回想我和金秀相知相伴的几十年，我真的相信这话。假如有下辈子，我还要跟她做夫妻。
但是我又听说，人类的祖先亚当、夏娃本来甜蜜地住在伊甸园里，后来因为偷吃禁果，明辨了是非，就被上帝赶出了伊甸园，受尽了艰辛，使我又想起了我和金秀艰难困苦的经历。
我们的爱情有甜有苦，我就想把它写下来。
我和金秀算得上是一见钟情。
1965年6月26日，我们几十个重庆知青乘坐着六辆带篷的卡车从万源县城来到草坝区。到达区政府门口下车时，已经有六个公社的茶场、林场场长在等候我们。和我同车的五男八女被分配到新店公社青山茶场。当天下午我们一行人跟着青山茶场的场长何炳德步行赶到新店公社住下，等第二天上山。
公社政府所在的新店乡场座落在一个山沟里，是一条短短的小街。背靠一条小河，名叫涌泉河。街道背后长着参天的柏树，街头接着碧绿的稻田，稻田外是防洪的河堤，山光水色，风景十分秀丽。
第二天，先到青山茶场的几个重庆知青从茶场到公社来接我们上山。其中一个瘦高瘦高的叫丁仕芬，为人豁达。我问她茶场在什么地方，她指着对面的山梁说，不远不远，就八里路。
那天烈日当空，满山的树木都像流着油汗。白花花的阳光下，空气中散发着山花、野草和腐木烂叶混合的气息。山路又陡又窄，不多久，我们这群人就气喘吁吁了。
挥汗爬行中，坡道上出现了几个背背篼的女青年。她们的背篼都是尖尖的底、大大的口，口上高高耸着胀鼓鼓、沉甸甸的麻袋，少说也有好几十斤吧。但她们却健步如飞，似乎不感觉累。何场长对我们说，她们是1964年第二批来的重庆知青，被安排在青山茶场的作坊里养猪，今天是背米回茶场，顺便回场拿换洗衣服。领头的女知青身着花衣、蓝布裤，穿一双胶鞋，红苹果似的脸蛋上长着一双美丽的杏仁眼，额前蓄着流海，脑后扎着短辫。我一见她就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又美丽，又能吃苦耐劳。从她跟丁仕芬的简短对话中，我知道她名叫刘金秀。她好像没有看见我，第一次见面我们就这样无语而过。
茶场的情况跟街道办事处的代表和安置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的宣传相差太大了。虽然先到达茶场的两批重庆知青热情欢迎我们，给我们端茶送水，安排寝室，但我还是遗憾地发现所谓茶场就是一片荒山、几间土屋。这样的现实给了我们当头一棒。还没有开始新的生活，我的心就凉了大半。
刚到茶场的几个星期，我们第三批重庆知青一来水土不服，二来情绪低落，经常借故不上班，引来一些场友责难的眼光。我们则假装没看见，我行我素。一个月后，我下公社时又碰见了刘金秀，这回她跟我打招呼了，似乎己经知道了我这个人。
“赶场回去啦?”她随便问我。
“嗯，我到公社看病，取信。”我回答。
“听说你们几个男生出工不积极，经常请病假，你还是个带头请病假的，这样影响不好呦!……有人，有人说有个女生对你很好，你……也不要辜负别人!”
“没有那回事。”我知道她指的是跟我同一批的女知青周昌素，连忙解释说，“她和我只是同姓。一笔难写两个周字，我们只是互相帮助。”不知怎么的，我接着解释说，“我有时不积极，对劳动还不习惯，我慢慢就会习惯的……”我问她：“你是团员吗?”
“我也不是团员，但我要争取……你还没吃饭吧？今天就到我们作坊去吃嘛!”
公社为了扶植茶场，把原来属公社一大队一生产队的一间酿酒作坊划归茶场，让茶场靠它挣点现金，以补充农业的不足。作坊就在涌泉河的上游方向，离公社一二里路。大巴山里生产玉米，这里的人就用它酿酒。酿出酒后剩下的酒糟是上等饲料，茶场就在作坊旁边的猪圈养了几头猪，供场员们改善伙食。刘金秀和丁仕芬几个女知青被派到作坊长期养猪。
我和金秀就这样相识了。在作坊的火炉炕边，我还认识了一个叫秦国华的男知青，一个叫夏帼粹的女知青，他们属第一批知青，1964年4月就到了新店公社青山茶场。因为当时人多，我和金秀也没有再说什么话，但是她却象磁场一样深深地吸引了我。
回到场里以后，我忍不住跟同寝室的知青卢开明说起刘金秀。卢开明是第一批到青山茶场的知青，老资格，脑瓜子很灵光，有点吊儿郎当，不像其他一些知青那样一本正经，跟他聊天没有什么障碍。大概因为茶场的生活很沉闷，没有什么趣事，所以卢开明一听我的故事，马上来劲，跟我认真讨论起来。他告诉我，刘金秀是曾家岩中学的毕业生，人很好，不爱说话，特别是和男生。接着他若有所思地说，“今天她跟你说话，我看是有点意思了。”接着，他告诉我一条信息：“听说石作师的婆娘想让她当儿媳妇，正在托何场长说媒。”我听了大吃一惊，不知如何是好。卢开明见我急了，马上给我打气：“慌啥子，先到咸阳先为王。只要你抢先得到刘金秀的好感，你就是她的白马王子!”
卢开明为人有几分义气，见我衣着寒伧，大发恻隐之心，主动拿出他的红色运动衫叫我穿上，外面再套一件灯草绒春秋衫，裤子、鞋子全换了，我顿时体面了好几分。第二天，卢开明自告奋勇为我扛大刀，陪我一起下山到作坊去。
到了作坊以后，发现刘金秀一人在那里煮猪食，卢开明就离开了。我跟刘金秀两个人天南海北聊了起来，话说了不少，就是没有勇气向她表白。刘金秀轻轻地问我：“你们下山来有目的吧?”
“不……就想看看你，和你摆点龙门阵。”我尴尬地说，心里像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刘金秀一下子沉默了。过了好久，她突然低声说：“有人来了。”然后就匆匆跑开了。
后来几天，我无论是在地里干活，还是下班休息，都忍不住想起跟刘金秀的接触。我总想知道她对我究竟有什么样的看法。过了几天，我忍不住又跑到作坊去。在作坊外，我看见刘金秀正在推磨。她一手推着石磨手柄，一手用铁瓢不时地向磨里添加燕麦和水，几十斤重的大石磨悠悠地旋转着，乳白色的麦浆从磨盘嘴缓缓地流进大木桶里。衬着背后青翠的山林，田坝外碧绿的涌泉河，简直就象一幅美丽的图画，我不言不语地看呆了。
“你来干什么?”刘金秀还是那句话。
“我想你，来看你!”我见四下无人，就大胆地说。
“我有什么好看的，”刘金秀脸红了，“来了就帮我推磨嘛。”
于是我就帮刘金秀推起磨来，一边推，一边偷偷打量着她，心里很佩服她吃苦耐劳的精神，又禁不住偷偷欣赏她美丽的身段和协调的动作。
燕麦磨完后，刘金秀冲洗干净磨子，把木桶里的燕麦浆倒进“扑哧扑哧”响着的猪食锅里，闷声不响地回到她的寝室里。
我不敢贸然跟进门去，但是那间虽然简陋却收拾得非常整洁美观的女生寝室对我有着奇妙的吸引力，特别是看着刘金秀梳头的倩影，我感到心里有一种青春的冲动。鬼使神差地，我的脚挪进了屋里。刘金秀发现我走近她，似乎有些慌张，又似乎有几分激动。我再也按捺不住，猛地抱住她，拼命抚摩她的双臂，心脏“砰、砰、砰”地跳个不停。这时候，空气仿佛凝滞了，时间仿佛停止了。
刘金秀没有做声，也不知她是喜欢还是害怕。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突然清醒过来，生怕被人撞见，急忙松开手，飞快跑到院坝里。我顺手拾起一把斧头，猛劈一根大树棒，又兴奋又不安。这时候，丁仕芬从河堤路上走来，看见我的那副傻劲，惊讶地问我：“周大章，你像这样劈柴呀?”
过了好一阵，刘金秀才从屋里出来，我悄悄地看她，很平静，这才放下了心。
我和金秀的恋爱关系就这样确定下来，就在那个遥远、穷困的山里。那年我俩都才十八岁，我们想不到，许多坎坷和苦涩正在生活的前路上等着我们。
周大章和妻子刘金秀
很长时间里，我和金秀都处于一种偷偷摸摸接触的状态中，有一种做贼的感觉。社办茶场提倡“三年不谈恋爱，五年不结婚”，谁谈恋爱都会被人家说长道短，就像犯了罪一样。同场的两个知青因为恋爱，女方怀了孕，受到了大会批判，被搞得狼狈不堪。话又说回来，当时社办茶场的知青每个人每月就发两元钱零花钱，又有什么条件安家立业呢？我和金秀虽然出工在一起，收工在一起，却不能公开谈情说爱。
有一天晚上，月光很明亮，场里的知青们都聚到院坝里玩。男知青在院坝一边拉胡琴、打篮球；女知青在院坝另一边唱歌、摆龙门阵。刘金秀忽然喊我：“周大章，有没有火柴？借我一下！”我急忙回答：“有火柴，有火柴！”她回寝室点燃了油灯后，来还我火柴盒，我发现她手上多了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的都是甜甜蜜蜜的话，我像看珍珠一样细细地看着每一个字，感到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从此以后，我们俩就经常悄悄地互递纸条，感情越来越深厚，真正尝到初恋的欢娱和刺激，越是隐蔽，越是有味。
有一天，我突发奇想地想写一首诗给金秀。那个时代，许多年轻人都喜欢写诗，但是我没有什么文化，根本不会写诗。一天收工后，我回到寝室，夕阳的光辉从半开的门口洒进来，很温馨，我突然想为金秀写一首鸽子的诗。
我搜肠刮肚好不容易凑了几句，这时，邓鹏走进来了。他是1964年来的知青，虽然只是个初中毕业生，但是，他的见识不凡却是大家公认的，加上品德好，又有苦干实干精神，被大家当成茶场的楷模。不过，当时他已经被地委派下来的工作组打成了“反革命”。见他落难，我们为他不平，但又不敢公开跟工作组对着干，只有私下里同情他，接济他，我们的关系比先前更加友好。我让他帮我看看我写的诗。邓鹏看了后，忍着笑，说写得不错，还提出了一点修改建议。我知道“诗”写得有点乱七八糟，但是我从邓鹏的眼神里看得出来，他同情我和金秀的爱情。
因为我和金秀的恋爱关系一直是半隐半显的，没有正式公开，也引来了不少的麻烦。每当我靠近金秀走路的时候，她总是东张西望、躲躲闪闪的，还不断低声地提醒我：“你怕别人看不出来呀?”恋爱了许多年，我的爱情话说了一大箩筐，金秀却从来不对我说一个“爱”字。
“文革”爆发以后，茶场完全乱了套。已经没有人对我和金秀的事议论纷纷了，但是我们的爱情前景也更黯淡了。开始，知青们还成立了这样那样的造反团，后来，就东走西散，青山茶场只剩了两个本地场员看守，像座空庙。回到重庆也是满街的大字报、大标语，传单到处飞舞，高音喇叭日夜吼叫，文斗、武斗，城市象个疯人院。我和金秀一天到晚闲着，年龄一天天在增长，却没有条件安家。由于众多的知青返城，使原本混乱的社会秩序更加混乱。1968年8月，重庆警备区用军车送我们部分知青返回达县专区。长长的车队进达县城时，已没有了当年下乡时的锣鼓声和欢迎的声音。一路上，我和金秀的心情都格外凄凉，想着黯淡的前程，不知这枚爱情的苦果何时才能瓜熟蒂落。
世界上的事情，有了开头就必然会有结果，哪怕是一窝苦瓜，瓜熟透了也总会落地。1968年，金秀怀上了我们的第一个孩子，看着金秀渐渐出怀的肚子，我俩想，不管怎么说都该结婚了。
金秀的父亲是重庆肉联厂的普通工人。虽然他们家庭很困难(金秀下面有两个弟弟，父亲患高血压病休在家，母亲无工作)，但是两个老人很开通，他们说：“你们是自由恋爱，我们没有意见。”于是，我和金秀回到新店，让公社干部袁大文办了结婚证，回到重庆举行婚礼。
结婚仪式安排在枇杷山我的家里，江对面恰好是长安兵工厂，当天重庆的“8•15”和“反到底”两派正在搞武斗，长江两岸一直响着枪炮声，好像是在为我们的婚礼鸣炮庆贺。
既然已经结婚安家，总不能一直住在岳父母家里。不久，金秀就拖着大肚子，跟我一起回到了新店公社。
回到公社也犯愁，那时青山茶场已经散了，我俩就像流浪街头的游民，没有家，也找不到工作。公社也很乱，知青造反派和农民造反派刚刚打了架，公社小街空荡荡的，院墙上残留着撕毁的标语。我和金秀也顾不得许多了，就擅自住进了人去楼空的社长寝室。公社成立革委会后，社长又把我们安排到街上居民刘启明家的空屋里住。当时，熊大容、刘继开、王金霞、阎家禄几个女生也回到了公社，社长也安排她们住在街上，我们知青就在一起开伙。
眼看金秀一天天要临产了，我心里十分着急。有一天中午，我匆匆忙忙到公社粮店去打油，“钱粮店”却到公社食堂吃饭去了。我赶到公社食堂，“钱粮店”正一只脚跷在长板凳上俯身扒饭。我轻言细语地催他打油，他却很冒火，大声吼着：“知青又怎样嘛，吃了饭再说!”接着还说些骚言杂语，口里不干不净。
我年轻时性情很粗暴，就是别人喊的“天棒”，遇到金秀以后才收敛了不少。“钱粮店”一再当众羞辱我，我又挂念家里等油下锅的金秀，忍不住也发了火，跟“钱粮店”打了起来，并且顺手抄起一摞碗向他砸去。
食堂里的人见我们打起来，不知是谁就去把金秀叫来了。这时候，我正掏出匕首向“钱粮店”刺去，金秀急忙扑上来双手抓住刀刃，顿时，鲜血从她手掌里淌出来。王金霞急得在旁边喊：“别打啦!快送卫生所，上药止血!”
1968年11月20日凌晨五点，大儿子终于伴着宏亮的叫声，在一片混乱中出世了。我将剪刀在点燃的酒精上消了毒，剪断了脐带，房东刘理书帮忙给儿子洗身、抹脸、包裹。
大儿子刚满月，也就是1968年12月，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新指示发表了，上山下乡运动掀起了又一次高潮。大巴山的社办茶、林场也随之解散；1964、1965两年下乡的重庆知青纷纷插队落户，我和金秀被安置到了三大队二队。
二队的社员来帮我们搬家，我们住到了岭上一个四合院公房里。队里给我们划拨了自留地，还派人协助我们种上了来年的洋芋。社员们还送来了柴捆、咸菜等等，让我们生活方便。
我和金秀在三大队二队一呆就是十年。这个期间，我们的二儿子与三女儿也相继出世了。为了养活这五口之家，我和金秀起早贪黑出工生产，背粪、砍柴，不辞劳苦。每天天不亮队长就喊上坡，摸黑才回家。一进屋就刮洋芋、洗红苕、煮晚饭；还得准备第二天的猪食；大娃叫，细娃哭，乱成一锅粥。好在后来金秀当上了大队妇女主任、民办教师，每月除生产队记工分外，学校另外发十二元钱工资，给家庭费用多了一点补充。插队后，虽然日子特别苦，但我们好歹算是有了一个家。
离开巴山已经二十五年了，我和金秀还会常常回忆起那里的山山水水，想到我俩今生的爱情；但特别忘不了的是为我们的爱情呕尽了心血的老岳父，他的魂魄至今还在巴山游荡呢!
岳父是一个和蔼慈祥的老人。我第一次到金秀家里，岳父正坐在小煤炭炉旁边烤火、喝浓茶。他身体微微有些胖，穿着一件旧棉大衣。我一进屋，他就很热情，拿出酒瓶来叫我喝酒。我俩你一杯，我一杯，不一会儿岳父的脸就红得像关公。金秀悄悄对我说：“爸爸有高血压，很少喝酒，你也少喝点!”
插队以后，因为拖娃带崽，我们过得比其他知青更苦，岳父、岳母就轮流到乡下来帮我们料理家务，岳父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更多一些。
俗话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岳父的到来，让我和金秀感到肩上的担子轻了许多，也让“家”多了许多趣味。每天我们出工以后，岳父就在家里煮饭、提潲水喂猪、带外孙。家里事忙完了，他就抱着外孙女出去串门游走，等金秀下课给孩子喂奶。岳父每月还拿出十五元钱和几十斤粮票来，帮我们解决买盐打油的困难。社员们经常给我开玩笑说：“老周，你岳父带起盘缠来帮你打‘娃娃仗’，你硬是有福哟!”
岳父就这样跟着我们大人小孩，在偏僻的大巴山里捱饥受冻，一过就是五年，无怨无悔。生产队一年每人就能分二百多斤毛谷子，大量时间吃包谷、洋芋、红苕；岳父也没有显露过一点不高兴，反而一天乐呵呵的。他跟队里的社员也处得很融洽。隔壁苟元福大叔的老伴刘明珍更是经常到家里来串门，“哥哥，哥哥”的叫喊岳父，非常亲热。
1973年9月3日，岳母来信说肉联厂招工，身边无人的可以招一个子女。我一听很高兴，因为我父亲的单位也要招我回去；但是他们提了条件，我是结婚有小孩的人，要金秀父母单位同时招金秀回城。
那段时间岳父很沉默，金秀和两个弟弟都是他的孩子，招谁不招谁他都会难过。一天晚上，闷闷地坐在火炉炕边的岳父忽然说：“大章，我想先把金秀办回城里，三个娃儿也带回去，我们给你带，你一个人再慢慢想法调回来，要不要得?”
我一听就高兴地说：“要得要得！我一个人在农村还少些牵挂。每年杀了猪，我把腊肉、香肠带回城来过春节!不是说‘亦工亦农，辈子不穷’吗?”
但是，金秀却打断了我的话说：“爸，我们习惯农村生活了，还是让弟弟先回城吧!”
岳父好一阵没说话，后来他说：“你们这样一辈子在农村,要把娃儿的前途误了的……”
第二天早晨，岳父打点行李准备回城给弟弟办招工，金秀早早起来给他做了些好吃的。吃饭时，我把昨夜做的一个怪梦说给金秀和岳父听：我梦见隔壁苟元福死了，刘明珍哭着叫人把他抬到我们家的堂屋里来，我很着急，不让他们进来。岳父听后呵呵地笑起来：“梦死得生!”他还说：“人生在世不要怕，总有定数，该来的它要来，该去的它要去。你看别人说有高血压吃不得肥肉，我就吃得!”说着话，他就拈起一片豆豉炒腊肉放进嘴里。
吃完早饭，我背起行李送岳父去草坝区上赶车，两个儿子哭着跟出来，“外公!外公!”地喊个不停。金秀抱着小女儿含着泪对儿子说：“叫外公慢慢走，办完事还要回来带我们哟!”岳父眼里也装满了泪水，对几个外孙说：“你们要乖哟!要听妈妈的话!”又对我和金秀说：“今年春节你们都回重庆来……”
左邻右舍也来送行，大家都很难过，就像岳父远行不归一样。
我背着行李跟在岳父身后，过河爬坡，往草坝区上走，在那里搭汽车回重庆。从涌泉河谷到草坝是二十来里的“懒洋坡”(缓坡),岳父和我都走得气喘吁吁，一路上默默地再也没说一句话。
走到离草坝场上不远的国营茶场一队茶地边时，岳父忽然停了下来。他指着满山雪白的茶花说：“茉莉花。”我说：“爸，那是茶花。”“啊，是茶花……”岳父神情恍惚地说了一声。说罢，突然身体向前一倾，倒在了地上。我脑子嗡地一声，慌了手脚，不停地喊着“爸爸!爸爸!”却怎么也把他扶不起来了。
茶地里几个国营茶场的青年工人见状跑过来，帮着我把岳父抬到茶场医务室里。医生诊视后说：“两个瞳孔放大，已经没有心跳了。”几个小时后，生产队的人也赶来了，大家用滑杆抬着岳父回队里，一片哭声。一路上，老天爷也黑沉了脸，竟然下起小雨来。
岳父就这样静悄悄地离开了我们。第五天，岳母和大哥才从重庆赶来。这时，岳父已穿上了寿衣，躺在老支书借的柏树棺材里。第二天天刚亮，社员们就帮着把棺木抬到老屋湾坡上安葬。我们一家大人娃儿一路哭喊着跟在棺木后，隔壁刘明珍也“哥呀!哥呀!”一直跟着哭喊。当时的场景非常凄凉。
从此，岳父就一个人静静躺在老屋湾坡上的泥土里。逢年过节，我们一家人都要到岳父坟前去烧钱化纸。每逢这时候，我的心就会一阵隐痛，就要想：要是岳父不是跟着我们在大山里劳累五年，也许不会死；要是那年不为儿女招工的事焦急难过，不急匆匆赶二十里山路，血压也不会升高，也不会突发脑溢血而死。我还想，岳父是为我和金秀的爱情死的……
岳父死后五年，就是1979年，我们全家回到了重庆，从此远离了大巴山。但我和金秀都经常梦到我们大巴山的家；梦到孤零零地留在老屋湾坡上的岳父；当然，也会想到大巴山美丽的山山水水；想到我俩这一生甜蜜又苦涩的爱情……
周大章，男，1947年8月生于重庆。1964年7月重庆市七星岗工业中学初中毕业。1965年6月到万源县草坝区新店公社青山茶场当知青。后撤场插队于该公社。1979年调回重庆市中区建筑三公司当工人，数年后下岗。后供职于重庆琴琴房地产公司，现已退休。
邹克纯，男，1949年生于重庆，1965年上山下乡历七年余，文革后恢复高考考入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先后任职中学教师、职业学校校长、重庆电视台诸栏目（《新居时代》、《汽摩世界》、《商贾传奇》等）艺术总监，退休以后受聘为一些文化公司负责创意策划工作。自1977年始发表文学作品，共计发表小说、散文、随笔、诗歌、回忆录、报告文学、文学论文等数百万字。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弯曲的光阴》、随笔集《巴风渝韵话古今》等。报告文学《金戈铁马行》被收入“报告文学丛书”《中国圣火》，该丛书被评为四川省1993年优秀图书；与邓鹏先生（主编）等人合编之大型知青回忆录《无声的群落》，被《中华读书报》评为“2006年中国百佳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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